通識科令學生變得激進嗎？（劉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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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通識科檢討在「反送中」的風雨飄搖下出台了。自然地，大家的焦點並非檢討的建議，而是通識科是否令香港年輕人變得激進。通識科被視為「萬惡之源」是可以理解的，自2012年通識科首次考試後，以年輕人為主的大型示威接踵而來：2012年「反國教」、2014年「佔中」、2019年「反送中」。這讓梁美芬等要求把通識科變成選修，董建華更稱通識科「完全失敗」。教育局隨即反駁，認為這些指控欠缺實質證據。其實這方面的研究不多，引用最多的是趙永佳（註1）和馮俊樂（註2）的研究。本文將分析這兩個研究的發現，並探討通識科在香港民主進程中應扮演的角色。

趙的研究於2015年以問卷調查2896名中五學生，然後把學生分成「喜歡」與「不喜歡」通識科兩組，再比較他們的政治參與程度。


研究數據顯示，喜歡通識科的學生更勇於參與政治，例如網上請願簽名，喜歡通識科的同學得分1.79（1：從不；2：甚少；3：有時；4：經常），較不喜歡通識科的同學1.68分為高。在大多數題目，兩組均有統計上的差異，但這些差異很小，而且兩組學生參與程度均很低（小於甚少），利用多元迴歸分析控制了各種背景因素後，影響更加少。所以文中所作結論是「學生對通識科的興趣對他們的公民和政治參與影響不大」，看來這是合理的。但要小心，這是「對通識科興趣」的影響，並非「通識科」的影響，這假設了學生對通識科愈喜愛，受它影響亦愈大，這頗為牽強，文中亦承認這「並非最理想」（頁72）。要找出通識科的影響，應比較有修讀和無修讀通識科的學生，而非喜歡和不喜歡通識科的學生。


文中另一結論是「通識科提倡的『明辨性思考』並未對大多數學生帶來激進思想」，其中一個證據是，當學生評價「公眾地方大規模集結」這活動的有效性時，喜歡和不喜歡通識科的學生有着相同評價，研究者認為這是「較偏激的政治運動」（頁66），從而得出「通識科沒有令學生變得激進」的結論。我不理解為何「公眾地方大規模集結」是偏激的政治運動，而示威遊行被視為溫和，相信在學生眼中，兩者沒多大分別！研究亦認為通識科能培養學生的明辨思考，證據是當學生被問到什麼是「良好香港市民」的條件時，他們認為「學習中國歷史」和「尊重政府官員」是重要的，而喜歡通識科的同學，亦較不喜歡的同學更認同這點。相反，當被問到是否「應該限制自由行旅客來港」，兩組沒有差異。研究認為這反映學生能明辨是非，作多角度思考。但我認為這只反映學生的公民態度，並非明辨思考能力，更不能歸因於通識科。


研究見年輕人頗關注政治

總括來說，趙的研究只比較喜歡和不喜歡通識科的同學，這不能對通識科的影響作出有力的結論；而用作判別激進行為的問題亦不清晰。况且，這些橫切面式問卷調查，很難作出因果推論，學生的政治參與程度可能與通識科無關，只反映了他們本身的政治態度，而較熱中於政治的學生亦同時更喜歡通識科。可是，不少評論引用這研究作為通識科「不會令學生激進」的證據，這有欠穩妥。


不過，撇開通識科，這研究可以讓我們更了解香港年輕人：36%在過去12個月（包括佔中時期）曾參與示威遊行；12%表示將來會加入政團；70%認為良好市民應該參加抗議反對不公正的法律；大部分人從未參與任何政治組織。我不能評論這代表激進或溫和，亦不能確定這是否與通識科有關，但清晰的是，香港年輕人頗為關注政治。


馮俊樂在2015年研究通識科與雨傘運動的關係，利用問卷訪問了204名大學生，他們全部都曾修讀通識科和參與雨傘運動。68%學生認為，通識科在他們決定參與雨傘運動中起着重要角色，只有18%認為並不重要；69%學生認為通識科加強了他們作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而24%則認為這科目加強了他們作為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只有5%選擇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在跟進面談時，學生均否認通識科直接驅使他們參與雨傘運動，而是警察的暴力、政府的腐敗和社會的不平。


這研究顯示了通識科和雨傘運動的間接關係，通識科讓學生更了解香港的政制發展，提升了他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更加強了他們的香港人身分認同，這些都構成了雨傘運動的背景因素。


沒有清晰結論證學生變激進

回歸最初的問題：通識科令學生變得激進嗎？趙的研究沒有清晰結論，但馮的研究顯示通識科是雨傘運動的重要背景因素，但缺點是，這只是學生的自我報告。


此外，還需釐清什麼叫「激進」。參與雨傘運動，並不一定激進。相信大家不會認為，利用和平示威去解決社會上的不公義和爭取民主是激進；相反，這是公民素質。若擲轉頭、破壞立法會是激進，那麼需要直接問學生是否贊同這些行為，再與沒修讀通識科的一組學生作比較；更理想的是自他們中一開始作追蹤研究。


此外，亦須研究通識科老師是否激進，進一步可收集他們教授政治議題時的教材和教案，看看有否偏頗誤導。可惜的是，我暫時看不到有這些研究。一般人對通識科的評論，無論是褒或貶，大多屬泛泛之談。


教師工作任重道遠

現時香港不少人在媒體上互相指罵，言論充滿了情緒和偏見，欠缺諒解和包容，這非公民社會的理念。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較為理想的民主模式，核心是由具代表性的一群市民，對社會議題作和平理性的審議（deliberation），直至達到共識。通識科正正是讓學生發展這種公民素質的最佳途徑，在課堂中，學生可以在老師引導下，學習什麼是和而不同、明辨慎思。可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稍一不慎，通識課亦很容易令這些滿有理想主義的年輕學生變得激進。恰當的拿揑，對老師的要求甚高，希望通識科老師明白他們的工作任重而道遠，為香港民主發展和我們的下一代努力！


註1：趙永佳、阮筠宜、梁懿剛，〈通識科如何影響香港中學生？〉，《港澳研究》2018（1），頁63至73


註2：Dennis Fung & Angie Su (2016), "The influence of liberal studies on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socio-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case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Hong Kong,"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42:1, 89-107.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學位課程主任
[劉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