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方澤@教育工作關注組】 湊巧五月初幾日假期,一口氣讀了教育大學鄭燕祥教授的《香港教改三部變奏》和獨立記者林茵談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教育不只一條路》。都在近期出版的兩本書、兩種不同的教育觀。自己每天在教育現場,卻更經常叩問,教育是甚麼? 兩種「教育」 鄭燕祥教授的書,是很主流探討教改的學術著作,通篇討論主權移交後教育改革的成敗。如果論斷成敗?學生成績、教師壓力、政策的認受性,都是成敗。但當中卻透視了一種極其主流的教育觀點-教育要為經濟發展、為社會穩定,即便談到大專和升學機制,也是考慮到為社會貢獻。談到高等教育,是創建教育樞紐、發展教育產業,甚至為整個亞洲區服務。 林茵談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在書中看得出用心。用了兩年時間在學校與老師和學生接觸、寫出另類的教育故事。如何做學生自治的實驗、如何做藝術教育的嘗試、也嘗試更個別的照顧和跟進。相信自主、相信每一個學生的潛能,也不將升讀大學視作唯一出路。 針對教育觀的專書和學術理論甚多,不同社會有不同的要求。光是課程取向,就有不同學者不同分析,人文主義、自我實現、文化灌輸……各千百樣,公營教育應如何選擇、落實,終歸在於社會是否有共識' 教育可以不一樣嗎? 讀完林茵的書,厚厚的四百幾頁,最深刻的不是學生自治、也不是薈藝教育,反倒是後面一段提起,為甚麼兆基要是直資,而不是私校。 書中引述校監黃英琦解釋為甚麼不做私校,因為「在框內去做一些框外的事,試試在教育制度裡think outside the box。」老師梁璇筠提及,「若能在體制內部都改變,才可對其他主流中學有參照作用」(411頁)。 教育可以不一樣嗎?客觀的事實是,香港大多數的中小學都是政府資助學校。在早前的TSA爭議中,支持TSA的小學校長邵苑芬修女回應說,「拿公帑做事應有問責精神」。大概是今日辦教育的真相,與困境。受政府資助,則應向政府問責、也受一定的條例規管,在框框之下如何創造突破,成為有志者永恆的挑戰。 不少人批評香港汰弱留強的教育體制(包括陳美齡),但如果不競爭,卻又未能滿足一部份人。教改說樂善勇敢、學會學習,「求學不是求分數」,美麗,但也只能是浮華。 現在香港教育的詭異之處,大抵是一方面說要迎接未來、能力為本,卻又嫌學生的知識不足;說畏平等教育、卻又嫌無法選拔精英;新高中要多元出路,但舊有的職專教育卻反而更受忽視。 有人信仰教育要選拔精英發展經濟,相信要操練競爭,但也會有人認為教育要解放思考要自我實現,認為要自由學習。700萬人的社會,可以有700萬種教育理念、有700萬種不同的學習志趣、700萬種不同的學習法。要平衡不同的理念,注定是烏托邦才可能出現。要怪責今日的教育制度、要改革,社會是否已有充分共識?至少這是自教改以降也沒有看見的。 當然,如果再進一步思考,受公帑資助一定要向政府問責嗎?政府是否有責任支持百花齊放的教育理念?但如果沒有一定的問責機制和框架,又如何確定納稅人資源用得其所?有人談學校體制已經失效,但沒有「學校」又會如何? 對教育可以有多一點的想像、但要落實也總要面對掙扎。也最實際的,與香港社會的發展、在世界上的競爭、市民的生活水平等等掛勾。也變成面對整個世界的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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