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等改變須修改法列。2010年，李國寶提私人法案，修改自1958年實施了半個世紀的《香港大學條例》，由於有關校董會和校委會部分的修改是應大學自己的要求，立法會便無異議通過，除了本人在二讀辯論時發表了一堆不合時宜的理論。這個改變，當時輕描淡寫，事實上影響深遠。
細說從頭，香港大學在1911年立法成立，4月28日首先成立校董會和校委會。校董會第一項議程，就是宣讀長達25頁的官民捐贈名單。港大的來歷，是以是公民社會大學，屬於香港人所有。
平起平坐到校委獨尊
1958年取代1911年版本的《香港大學條例》，出自兩位著名學者及憲法專家所提的改革，主旨是去除官方色彩，確立及保障港大的院校獨立自主及學術自由，首先將校董會原先佔大比數的政府官員及全體兩局議員剔除，僅餘5名立法局議員，同時成立包括所有畢業生及教職員的畢業生評議會Convocation，讓他們在校董會佔有席位，於是由以各類別大學成員及社會人士組成的校董會，便是大學的「最高管治團體」，其下，校委會是「最高行政管理團體」，借用社會人士經驗才能，監管大學的財政事務及行政管理，而教委會則全權主理教學事務及學術發展，全部由校內人士組成。涉及教務事宜，校委會須與教委會磋商。大學校長兼任兩個委員會成員，保持溝通。如是校委會與教委會本來平起平坐，分別向校董會負責。
1958年的重要改革建議，還包括設立教資會的雛形，根據大學所擬的3年計劃，一次過撥款，讓大學既有穩定資源，財政獨立，而又透過教資會由公眾監管。
妥協中逐步失自主
大學行政架構、管理政策模式，需要隨着社會變遷而革新，但不能背離大學獨立自立原則，然而2011年的修改法例，出發點與效能並非如此。在同一年代，教資會的委任人選與角色行政改弦易轍，由隔離大學於政治干預，變為政治干預大學的棧道陳倉。大學逐步失去自主，其實是在我們眼底下發生的。
這裏必須注意兩點。其一，大學並沒有堅決抗拒、而是表現得自願妥協，當中可能有人感到無力，有人缺乏勇氣，有人說服自己不合作後果只會更差，亦顯然有不少人樂於配合形勢，視此為爭取個人權力的大好時機。誰做了什麼事，歷史檔案會告訴我們，但同時，本來應關心香港典章制度完善的社會人士，也沒有保持警惕，例如當時的立法會議員，就沒有充分意識到危機隱現。
其二，法例條文規則，只是故事的一半，更重要的是在這些條文之下生活的人，所持的核心價值與對權力運用、公職和管治的理念。深層次的價值和理念全非，怎樣改善條文也是徒勞無功。
委任副校提供了絕好的實例。學生會將矛頭指向法例規定行政長官為校監，是須剷除的殖民地惡法；然而總督為校監歷史悠久，卻未至有現時的問題，理由不單在條例。程介明就指出，校監名義上有種種大權，也不應實質行使，校監只應履行禮儀上的角色。這就是權力應備而不用的理念。
法律不能脫離社會的價值和思想理念。普通法制的理念原則，隨公職而來的權力必須合乎法律原則行使，不然已是濫權。如果「獲委任」公職的人視權力為屬於自己任由自己行使的話，普通法制度便徹底遭到顛覆。
從管治的角度，普通法的基本理念是權力範圍須寬，但當權者怎樣行使必須從嚴，以免權力受到公眾質疑，令法治的公信力受損，動搖社會秩序的穩定。權力的制約是輿論，而輿論的力量來自人的素質﹕公民社會的素質、從政者對自己的要求。公民素質的培養、正是大學的使命。
如果從委任公職開始，委任本身成就卓著而已有公信力的人，就是讓這些人的名譽彰顯大學的地位；委任不學無術之輩，公職權力就成了他們必須仗取悅當權者以保存的私產。
所以，當香港社會視校委會、校監為大學的「老闆」、教職員以至校長聽命於「老闆」，隨「老闆」喜惡而「升職」、「炒人」，純粹修改法例只是隔靴搔癢。
自救必先覺醒
港大這株百年老樹肯定有病。病源來自周遭政治環境氣候變壞，也來自內部遭到真菌腐食，現在加上其他工程破壞根部及泥土，這株老樹還有救嗎？
這株老樹斷然有救。救的先決條件是覺醒，打壓的力量如此醜陋，已令學生、校友、公民社會不能沉睡下去。如果過去的淪落，一半是基於怯弱逃避自私自利和愚眛，這一半必然會有改變，其中一個理由，是這個入侵的政治力量只懂暴力打壓，而新的守護力量會愈大壓力便抗爭愈是決心沉着。我對這一代學生的勇於承擔和理性自省有信心，甚至有認同感，因為我年輕在港大時也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自己沒有做我輩應做的事。
文﹕吳靄儀
發表於 15-8-4 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