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後推出的「新直資計劃」進一步專為傳統名校而修訂政策,教協會有感於傳統名校經過多年運作所累積的「社會和文化資本」轉為直資學校後便被「私有化」和「市場化」,成為貴族式的特權學校,加深教育階級分化,實有違社會公平原則,窒礙教育健康穩定發展,也損害教師的專業權益。2002年會長張文光撰文指出:「當教育改革『不放棄每一個學生』的話音剛落,董建華又突然提倡『新精英主義』,點名直資學校是培訓精英的希望,進一步推動『貴族直資』的新潮流。『貴族直資』學校愈開愈多,愈收愈貴『貴族直資』愈來愈成為有錢人的私人學堂,削弱了普羅家長的選擇,助長了教育的階級分隔。」(《明報》政情周記,2002.1.18)」
陳國權:「直接資助計劃」的本質與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報告書》的意義
日前《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報告書》(下稱《報告書》)揭示了「直接資助計劃」(下稱「直資計劃」)的管理和行政問題,既反映出教育局監管不力的失職之嫌,也暴露了個別以至於不少直資學校過去多年來特權性質的管治理財態度,甚或罔顧家長和學生的權益,引起社會各界人士關注,教育同工必須重新檢視「直資計劃」現階段的實際情況,配合當前教育政策和學校服務的發展。
「直資計劃」的本質和發展淵源 1988年《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發表「直資計劃」,1991年正式推行,其後經過多次不同年度的「調整」有關優厚條件和額外津貼,增加所謂「誘因」,直至在2002年後的幾年內促成不少傳統名校轉為直資學校,如今已是一個強大的「私校體制」。按2009年度資料顯示,「直資計劃」共有72所直資學校,包括11間小學、52間中學和9間中學暨小學,中學生共51,123人,佔全港中學生人數的11%,小學生共12,589人,佔全港小學生人數的4%。 早期的「直資計劃」有其政治現實目標,必須處理左派學校納入資助體系問題,同時解決買位私校的轉型。此外,當時教育主事者深信所謂「優質私校運作有利培養人才」的說法,順應中產階級的心態和訴求,百計千方以多元化辦學的包裝,給予直資學校在管理、課程、收生和學費等的較大彈性權力,不斷以放權讓利的行政手段誘使更多「百年老校」積極回應。猶記得當時董建華在香港大學九十周年校慶致詞所倡議的「新精英主義」,刻意把教育均等取向說成是「泛平等主義」,刻意貶抑為「平庸主義」,力稱社會需要更多名校,培育社會精英云云。 教協會對「直資計劃」立場明確清晰 教協會一直關注「直資計劃」的推行,早在1988年《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發表後已明確反對「津校轉直資」。當年會長司徒華在立法會辯論時稱:「這個計劃的實質是把資助學校私營化;假私校之名,利用公帑去設立和扶助貴族學校,把普及教育政策倒退為階級化的精英政策。」(《教協報》第182期,1988.11.12) 1999年後推出的「新直資計劃」進一步專為傳統名校而修訂政策,教協會有感於傳統名校經過多年運作所累積的「社會和文化資本」轉為直資學校後便被「私有化」和「市場化」,成為貴族式的特權學校,加深教育階級分化,實有違社會公平原則,窒礙教育健康穩定發展,也損害教師的專業權益。2002年會長張文光撰文指出:「當教育改革『不放棄每一個學生』的話音剛落,董建華又突然提倡『新精英主義』,點名直資學校是培訓精英的希望,進一步推動『貴族直資』的新潮流。『貴族直資』學校愈開愈多,愈收愈貴『貴族直資』愈來愈成為有錢人的私人學堂,削弱了普羅家長的選擇,助長了教育的階級分隔。」(《明報》政情周記,2002.1.18) 隨著近二十年來「直資計劃」的落實、演變和發展,如今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加劇,教育生態嚴重惡化,教協會多年來多次立此存照明確表達對「直資計劃」的異議和憂慮,仍是經得起驗證的諍言和專業意見。 從《報告書》的賬目審查到「直資計劃」的全面檢討 《報告書》分兩部分,逾一百頁,包括對直資學校簽訂服務合約、管治團體的組成、發展與問責機制、津貼運用、學費減免與獎學金計劃、財務管理和一般行政問題等等的賬目審查。筆者無意在這短文中具體引述《報告書》的內容而逐一評論。總的來說,所指的缺失或涉及學校行政上的怠誤和管理層的濫權,以及教育局監管不足,不過,更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是有關直資學校的特權本質和對本港教育發展的負面影響。 如今直資學校網絡已是本港教育體系內的重要部件,糾正和改善有關《報告書》所指的管理和行政問題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教育局必須趁此良機全面檢視直資學校的營運模式和資源調配,其中必須切實處理普羅家庭學生入讀和確保獎學金資助的合理安排。而且,對於傾斜向直資學校的資源,以至於學校自主的種種措施,教育局應該考慮在資助學校同時推行,嘗試讓直資學校和資助學校的差距漸漸收窄,有利本港不同模式的教育服務進一步磨合和協調,整體提昇各類型學校的教育質素,造福所有學生。教育局是否有遠見、魄力和承擔面對這個並不容易處理的教育政策議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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