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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2018年1月17日,10多名浸大學生走到大學的語文中心,要求教職員解釋普通話豁免試的評分標準。其間有學生情緒激動,說話用了粗口字及無禮字句。過了幾天,校方針對參與此事的學生的紀律委員會未開會,就勒令兩名學生暫時停課(2月1日校方撤銷停學令)。這事已廣泛報道,中方官媒《人民日報》及《環球時報》等國家機器亦迅速開動,將事件提升到「本土思潮侵蝕」、「『逢內地必反』的毒」等政治層次。至於筆者身邊很多中年人士,就簡單地把事件看成是「今天學生不尊重老師」的例證。本文想把事件還原到它的脈絡,那就是語言、文化與身分。
事件源於校方與學生對於普通話應否列為必修科一事的爭持。其實早於2013至2014年間,學界就已出現應否在中學用普通話教中文(所謂「普教中」)的爭論。這次被停學的其中一名學生陳樂行,當年未進大學前就已參與反「普教中」運動,建立名為「港語學」的網上社交平台,批評教育局在這方面的措施、調查中學「普教中」的狀况,以及多方面駁斥支持「普教中」的言論等等。
語言是文化載體
筆者於2017年初對這場「普教中」爭論做過一個探索性的研究,部分結果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了解這次事件。研究中一名受訪的中學教師黃老師指出,這20多年來港人對普通話(前稱「國語」)的態度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曾幾何時,港人,尤其是知識界,視國語為認識中國及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途徑;九七政權轉移後,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卻愈來愈抗拒普通話,擔憂廣東話被排擠。構成這種情緒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近年中港融合所帶來的社會生活變化,和對港人構成的不便,例如:內地人來港搶購奶粉(2013年通過「限奶令」解決)、大陸開放內地人「自由行」因而引起的城市生態轉變等。除了民生層面的改變引起港人對內地不滿外,在政治上,中共政權對內地異見者的打壓,以至對香港民主發展的窒礙,在在都使港人對北京政權產生不滿,連帶對代表這個政權的語言,即普通話(與簡體字)也產生反感了。不管特區政府如何通過各種渠道推銷國家觀念及認同,港人身分認同依然深厚,甚至清晰地出現「我們」(港人)和「他們」(內地人)的分野。普通話相對廣東話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這分野的標誌。研究中的兩名受訪者就如此說:
「我看到回歸以後,政治環境愈來愈差……我擔心有一天,我不能再用繁體字,正如廣東話一樣。(問:愈來愈差,是什麼意思呢?)會失去香港本土的文化,或者愈來愈要我們變得像他們,或會有文化靠攏等等。」(省心,35歲,教師)
「保育粵語,是要使它能在我們廣東話文化、廣東話生活中保存……語言是很重要的媒介,不單是溝通媒介,文化蘊藏於語言中……有一天要用一個非自己的語言去表達,能表達到的只是很表面的東西。用母語表達的話,就(可以)很自然地表達,以及表達更複雜的意念。當大部分人要用非母語表達的話,(當地/本土)就會出現一個文化斷層。」(Ken,中學生,17歲)
年紀輕輕的Ken一語道出語言是文化載體,非只是中性溝通媒介而已。這點正是很多成年人,包括《環球時報》撰稿人所不了解,或不願意去了解的。這次研究有一個出乎意料的發現,那就是屬於兩代的受訪者所說的文化身分認同,並不止於香港本土的認同,而是大中華的文化認同。50歲出頭的黃老師(他教中文和普通話,但反對「普教中」)說:要教先秦兩漢、唐詩宋詞,跟花時間去弄清楚北方人的地道口音、用字遣詞等根本是兩碼子事。最年輕的Ken更直率地說,用普通話教中文會障礙中國文化的傳承:普通話畢竟並非母語,要傳達深層意義有困難,更何况會阻礙課堂溝通。再者,自小喜愛看古詩詞文學的他,「對文字表達很敏感」,很抗拒「大陸化的文字」,覺得它累贅不文。的確,廣東話的句式與以北京語音為基礎的普通話比較,後者較接近白話文,而前者則較接近文言文。
研究中幾名受訪者堅持用廣東話作中文教學媒介,是出於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這次不小心地捲入政治漩渦的陳樂行,也是從小喜歡中文閱讀和寫作,又因熱愛中華文化而入讀中醫系。他們幾位心目中的中國文化,是源遠流長的,不是近百年才開始發展的現代漢語所能涵蓋的。省心的話最能表達這種對中國文化深刻的情感,以至用本土話傳授的堅持:
「我為什麼堅持反對港獨,是因為我自己讀中文出身的;我的身分認同、我的根是從中華文化來的……你愈是要這些年輕人用他們不熟悉的、他們最討厭的、另一個族群用的普通話去學中文,他們會更加反彈……最深(刻)最深(刻)的東西,一定要用你最熟悉的語言去了解。」
把學習普通話說成是使學生認識、認同中國,甚至是「愛國」的途徑,未免是把「中國」這個群體看得太狹隘了。省心說:「如果你容許方言的存在、容許地域文化的存在,雖然跟你的不一樣,但大家有共同源流的話,其實這是一個更深層身分的認同。」這話說明了一點:「本土」不等於「港獨」,本土文化,或曰地域文化,與整個中華民族文化是互動、共存的。
需要寬闊胸襟及對文化承傳的自信
的確,今天我們需要重新體認及建立的,是一個如此廣博、動態的文化體系和身分認同。要承傳這種文化身分,不是強制學生學普通話可以做到的。相反,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寬闊的胸襟和視野,以及一份對文化承傳的自信。教師一方要如此,主導政策者亦然。
浸大校方要學生必修普通話,在功利層次來說,也許是說得通的。不過,在制訂校政前,如果校方肯花點心思去了解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語言、文化和身分認同的微妙關係,也許就不會用強制甚至近乎苛刻的手段,以致造成今天的對立局面。作為華文地區的高等學府之一,浸大甚至可以進一步肩負起承傳中華文化的使命。果真如此,校方就不能只停留在功利的層次,而是如省心所說,思考中國不同地域文化之間的共同與差異,而非只一味推銷官方認可的普通話而已。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客席副教授
[蔡寶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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