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不用排斥直資 應重視主流學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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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認為，免費教育已不再足夠，應追求為人人提供優質教育，而這要從主流學校做起。圖為一所主流官中。


審計署有關直資學校管治及監督問題的報告書，雖然點出個別的確值得正視和跟進的狀，可是引發出來的公眾討論和媒體評論，卻多是口誅筆伐，鮮有評估直資學校的教與學表現；單從一二角度去評價直資教育，可能未盡公道，有把嬰兒與洗澡水一同潑掉之虞。

直資計劃於上世紀90年代初由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提出，初期主要提供一個模式，讓公費資助不被納入津貼學校網的私立學校，回歸後配合教育改革
而容許津貼學校轉為「直資」，並鼓勵新辦直資學校，以催生多元辦學環境。直資學校位於傳統官津學校與私立學校之間，其規管模式也較寬鬆——直資學校有權自定課程、學費與入學條件。

不用矮化主流學校

香港的一個現象是不少家長認為官津以外的非主流學校（如直資學校、英基學校及國際學校）才能提供較高質及創意的教育，這可證諸它們收取較高學費（有些須購買債券），及長長的國際學校入學輪候名單。因此，引來就學機會不公的種種批評，而這些包括直資在內的非主流學校也被視為貴族化、排斥草根基層子女。要回應這些指摘批評，答案不必是減少學校的多樣化和家長選擇的機會，而是尋求在主流官津學校系統裏提供優質教育，使普羅家庭受惠。

首先，我們不用矮化主流學校。由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每3年進行一次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結果顯示，香港學生在閱讀、數學及科學能力各方面，一直能位於前3名（間或第4位）。去年上海首次參與PISA而奪得三項全首位的佳績，不等於香港的學生不濟。

其實，世界上不同國家城市多不滿各自的教育制度，教改已成為所有政府的必備政綱。澳洲要向紐約取經，但北美卻心儀東亞的教育優點，英國要參考香港及亞洲的改革經驗，而我們在香港則放眼海外（例如芬蘭、澳洲）以求找到啟示。可是，卻往往對本土的經驗與良好實踐方法缺乏反思與總結。他山之石誠可貴，但也不應妄自菲薄。

最近，OECD進行一項網上意念徵集，問教育的首要改革，在325項原創主意中，網民投票產生的5個優先行動方向為﹕（一）以教學促進思考，而非「填鴨」（teaching to think, not to regurgitate）；（二）視教育為公共財（public good）及公共責任；（三）集中培養對學習的喜愛及批判思考的能力，而非只教授應試；（四）確保所有兒童有機會發掘潛能、發展所長；（五）確保弱勢及移民家庭兒童能獲取同等的優質教育的機會。

這些意見與一些國際研究的發現吻合。例如2007年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對世界25個國家地區的學校制度進行研究，結論是﹕學校成敗的關鍵在於「教師」——找優秀人才當教師、做好教師培養、及以最佳的方式教授學生（包括及早支援緩學的學生）。澳洲智庫Grattan Institute今年一項報告也提出，投資於提升教師效能，較諸單純減少每班人數，對學生的學習來得更具效力。不同研究皆強調教師在學生的學習經驗過程中的主要角色。

有關教育的討論，應要超越政府規管、班級人數、以及課程和考試規範等層面。教育若要鼓吹創意，無論是對教師、校長或學生而言，都應該容許問「為何不可？」（Why not？），而不只是糾纏於「這個准許、那個不准許」的遵從式（compliance）文化。我們的教育制度應能釋放空間與時間、釋放能量，讓教師們專心做好教與學的工作，啟迪學生的心、思與靈，引導其批判與創意思維，而非只靠背誦強記式學習。我們的評核考試制度也應眼於激勵多元表現，而非只是定學生成敗這麼簡單。教師們及課程決策者都要問﹕會否教得多而學得少？（teach more, but learn less）

應追求為人人提供優質教育

且在此數碼資訊年代，資訊在網上唾手可得，但是資訊不等於「知識」，而硬知識也不等於「智慧」。教育講的是傳承——人生價值、理想、制度、與人類集體智慧和學問的傳承。當資訊知識因科技發達而變得人人可得時，教師的角色更具挑戰——究竟教什麼？學生要學什麼？免費教育已不再足夠，應追求為人人提供優質教育（Quality Education for All），而這要從主流學校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