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浸大談寫作 鄉土文學記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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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右）日前出席浸大「傑出學人講座」，以「文學與鄉土」為題分享自身的鄉土情意結，並與美國學者陳穎（左）進行對談。


　　鄉土除了是文化意涵的載體，更是作家個性形成的重要因素。Elsie知道，適逢浸會大學六十周年校慶，校方邀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任名人講座嘉賓，圍繞「文學與鄉土」的主題，向在場數百師生分享鄉土的情意結如何塑造作品的面貌。創作小說近四十載的他又提到文學應為「人學」，只有設身處地才能寫出獨特的作品，鼓勵有志寫作之士創作時候，代入「老百姓」身分，書寫老百姓生活。


　　為了慶祝六十周年校慶，浸大早前已展開多場「傑出學人講座」，日前更請來當代著名作家莫言任主講，訴說鄉土如何造就其寫作之路，並與美國文博大學外語系與東亞研究系教授陳穎進行精采對談。莫言自八十年代發表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進行小說創作已經歷三十多年，著有《紅高粱家族》、《生死疲勞》、《豐乳肥臀》等作品，曾獲茅盾文學獎、浸大「紅樓夢獎」等，並於二○一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Elsie當日亦有幸出席講座，了解這位通過文學為世界認識中國鄉土世界打開一扇窗的作家。


　　莫言曾在內地高密縣東北鄉貧瘠的農地當過二十年農民，幾乎每部小說中的故事都在這裏登場，他表示，故鄉的傳說和故事能夠孕育出時代文化，是民族獨特稟賦的搖籃，「如今我從家鄉老家出門已是一片水泥馬路，人們都用先進的手機，家裏沒有廚灶，小時候的玩伴也都開摩托車了，所以正正需要作家記錄這種物質生活的變化。」


　　莫言直言，童年生活的地方就是他的故鄉，童年的經驗構成了作品中最重要的內涵，原始的農村面貌則能反映出「人是文學」的主題，「四十年代的魯迅和沈從文的鄉土跟我們的都一樣。」因此他開闢了高密東北鄉這一塊鄉土王國，刻劃出普世人性。他又指出，每個時代需要該時代的作家，「五十後跟八、九十後的作家都不盡相同，我夢到的是農村的場景，包括一片高粱地，盡是牛、盡是羊，時代變化成為作者筆下的不同景象。」


　　「言為心聲」，莫言在鄉土寫作以外超越鄉土，「歷史學家倚靠事件串連歷史，但作家關注的是一些特殊歷史事件中人的強烈情感變化。」他以《紅高粱》為例，「我在故事中，以後代身分書寫祖先轟烈一生，雖然當時社會有着沉重的道德枷鎖，但爺爺和奶奶卻是例外，他們活得張揚，有人的志氣，並強烈釋放人的感情，敢愛敢恨。」


　　莫言指出，「農村」一貫被標籤為代表落後的價值觀，他慨歎鄉土的底色漸被現代化進程沖刷，「鄉土與城市之間，總是隔着一堵看不見的牆。」他以魯迅為例，指出其深刻揭示知識分子重返故鄉後與鄉土固有道德價值觀形成矛盾，「知識分子『睜開眼』了解過外面的世界，因此他們回到農村後感覺自己是外來者，並與農村的價值觀相互對抗。」


　　他續道，諷刺的是現今大部分人恪守的道德觀與魯迅那一代是同出一轍，「因此我們遇到的矛盾亦是相同，說明了中國的農村進步緩慢，這是難以解決的困境。」然而，鄉土作為文化的一部分卻值得保留。但他坦言，人要待離開鄉土以後才懂得回味和懷緬，「於是將一切的記憶都美化，但總不能要求在農村生活的人滿足我們的鄉愁，他們亦要發展，這也是矛盾之處。」因此他又直言在努力保存鄉土獨特性之間，「（發展）統一的氣勢」是攔也攔不住的事實。


　　提到年輕作家應從何摘取寫作靈感，他提到八十年代中期「尋根運動」中，韓少功、阿城明確提出應從廣大的文化歷史中選取寫作資源；手法方面，他指自己作品常出現「自嘲」，「通過罵自己去罵別人，好像傳統農民，他們面對強權不敢明言，但通過自嘲反而散發出一種道德光芒。」


　　被問及作家應作為老百姓寫作，抑或從高地書寫老百姓，莫言毫不猶豫選擇前者，他認為，「對這一代人而言，文學影響力並沒有那麼強大，作家身分亦非何等神聖，因此一定要放下身段，才能與老百姓感同身受。」因此他鼓勵有志寫作的年輕人應學會推己及人，從他人的角度出發書寫故事，「用自身生活經驗照亮別人的生活經驗，寫出屬於自己的作品。」


　　Elsie認為，鄉土蘊含豐富的寫作題材，不少小說的藍本皆源自童年的記憶，例如魯迅有他的荒涼冷峻的魯鎮，沈從文有他的美好西湘邊城，莫言則有他的火紅一片的東北鄉，可見鄉土世界絕非沉默之地，喚起Elsie內心的鄉土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