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俊華出席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六十周年院慶講座致辭 - 教育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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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16-10-29 14:51 |只看該作者 |倒序瀏覽 |打印

以下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今日（十月二十八日）中午出席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六十周年院慶講座的致辭全文：

　　大家好。今日很高興來到中大參加聯合書院這個聚會與大家見面，確實有很多同學在這裏。

　　中大校園我一直都覺得是非常之優美，我相信在這麼好的環境讀書，尤其是對一些宿生來說，一定是非常開心的。對我來說，讀書的歲月都是我最快樂的時光，尤其是離開家的那段時間。轉眼間都差不多半個世紀，是相當長的時間。

　　首先很多謝聯合書院的邀請，給這個機會讓我可以分享一下我這個成長故事，一些加入政府三十年來的一些得着。我希望這個故事不是太沉悶。

　　好像剛才的介紹，我小時候（就讀）喇沙小學，然後在喇沙（書院）。我在初中時讀到十三歲就與我的家人一起移民美國，一家六口，當時我們住在 Manhattan（曼克頓），在八街，在Second Avenue和Third Avenue中間有一個名St. Mark's Place的地方居住。

　　我覺得那個是當時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因為在家對面有一個Discotheque（的士高）叫做Electric Circus。那時是很「型」的地方，全紐約最有「型」的人士每晚都在那裏出現，以及那裏有很多樂隊整晚駐場（表演），如"Deep Purple"，"Jefferson Airplane"等等，每晚在該處玩是很「型」的。一、兩個街口之外就是Fillmore East，差不多是全紐約最多音樂會的地方。然後，另一條街就有一個名為St. Mark's Theatre。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四毛錢可以看一天電影，電影是不停地放映，你可以進去坐下就可以看電影看一天，當時是四毛錢，當時是不算便宜的，四毛錢可以看一天電影是非常開心的。

　　我有三個弟妹，我們一家六口就在該處住了一段時期。家境不算富裕，我父母都是早出晚歸，忙於生計。爸爸當時算很幸運，加入了當時在紐約一個鋼鐵工人的工會。因為在紐約，如果你不加入工會，很多工作都不能做。他加入了這個工會之後，在一間罐頭公司做工，我母親做車衣，其實他們的轉變也不小，因為他們之前都是教師。去到紐約，很多方面跟香港不同，所以都要轉變一下。所以我和弟妹那幾年非常自由，因為他們很忙碌工作。雖然我們的物質稍為欠奉，但是過得非常開心，因為那段時間有絕對自由。

　　我高中亦都經過一個考試的取錄過程，入讀Stuyvesant High School。Stuyvesant High School在紐約是一間要考試才可入讀的學校，但考試的過程是非常公道的，每一年收錄720名學生，視乎你的成績，考一個聯合考試，成績以720為界，（學校）收錄（這個）分數以上的學生。當時在紐約來說，我那班同學差不多八成多是猶太人，有一成多是亞洲人，主要都是中國人；黑人、西班牙裔那些只得幾位。但那段時間有一個很好的機會結交很多朋友，亦認識了很多不相同的文化，亦可以了解到多元的重要性和怎樣尊重其他人的價值，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學習到怎樣可以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文化。

　　後來，讀了幾年後很幸運考上MIT（麻省理工學院），我當時很喜歡的是美術及工程，所以我選擇讀建築Architecture。令我這段時間最深的印象，除了當時有很多示威活動外，就是每日都練習數小時劍擊，在Fencing Room（劍擊室）內花很多時間，其他時間整晚回到自己的Studio（工作室），那段時間真的不需要睡覺。在工作室創作，當時亦有很多外面的活動要求幫手製作不同的Poster （海報），我亦都幫別人製作很多Poster。當時我做silk screening（絲印）也頗到家的，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儀器可以拍照，我們都做得不錯。整天晚上可以和朋友一起討論、談天和看書。我相信跟大家現在一樣，晚上不用睡覺，可以有些時間，好似現在這樣的聚會，就可以稍為休息一下。

　　當我畢業之後，我在一間建築公司工作，派了我專門設計洗手間的細節，我做了數個月後，感到頗為不開心，就離開和另一些朋友合資開辦了一間公司，從事裝修。發覺和要求我們裝修的人，都是按雜誌上看到的，例如《Better Homes and Gardens》等雜誌，要求你按着那樣做，我也覺得不是太適合自己。

　　後來我亦有一段時間在唐人街一個名叫耆英會的組織，幫手參與洗地及掃地等，幫忙煮頓午飯，然後送飯之類的工作，亦都工作了一段時間。我亦在那段時間，用上自己少許建築上的知識，在Basement（地庫）建了一間小診所。在診所找一些醫生朋友，以及護士朋友，當時亦勸當時的女朋友，即是現在的太太幫忙去營運，免費服務老人家。因為這個小診所的存在，亦都推動整個社區建設第一個華人診所。這個診所至今仍在運作，我的太太亦在診所工作。

　　一段時期後，我看到當時很多從香港移民來到Boston的學生，在讀書上遇到很多不同的問題，我就覺得或者我可以嘗試一下教書，我就到去念了一個夜校的雙語教育碩士學位，然後在Boston Public Schools，在公立學校內從事教書及行政工作，亦有機會從事課程規劃上的工作。當時的工作亦相當具挑戰性，薪酬亦不錯。我當時和太太，和兩名子女，都過着相當中產的生活。很多人問我，如果我當時過着這麼中產的生活，你為何要回來香港呢？其實回來香港前，在美國居住了差不多二十年，這個當然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要全家人到一個新環境，重新開始適應是不容易的。子女才只得兩歲和六歲，當時我的外母亦責罵我，問我有一個舒適生活，這麼安定，還要走到哪兒呢？

　　或者令到我有一個很大感受的，便是當時的中產生活確實是帶我入了一個所謂的comfort zone，令整個人的惰性非常之大。我看看很多的朋友，像是（跌入）一個陷阱，突然發覺自己過了數十年也是過同一樣的生活，我就對這方面有少少恐懼，擔心自己都會跌入了這樣的問題，所以就開始想一想，情況有甚麼可以改變呢？

　　在七十年代，其實在美國的種族矛盾相當深，少數族裔很多都受到歧視，當然自己也體會過，或者大家在美國讀書的朋友也知，當時跟黑人你不能說「N」字，說「N」字會很大件事。對中國人來說，我們也很抗拒「C」字，說了「C」字便打架，那些「架」我也打得不少。其實，我在外地的生活，尤其是和我同一輩的移民朋友，很多華僑對自己國家的感情是相當強烈的，一些華僑都非常愛國。當時美國社會亦經常有這些學生示威、遊行、集會、當時反對越戰、爭取平等、種族上的平等、公民權益，當時亦有保衛釣魚台的運動，亦帶起了不少大家對國家的情懷，我亦有參加不少這些活動。這些活動對我自己個人的成長，對我整個學習過程來說，都非常之好，對給我有個機會作出思考，對社會發展方面亦都可以了解多些。

　　在八十年代的初期，內地開始改革開放，香港亦面對不少前途問題，雖然當時有不少香港人開始移民到外國，但我就當時想，和太太談過，很詳細談過，就覺得這是重要時刻，香港會有很多發展機會，我和太太和兩個子女決定回香港工作，為香港做些事。我們在籌備時，太太到了Graduate School讀了一個Nurse Practitioner（護理學的課程），有關老人科（geriatric）的工作。我亦考入了哈佛大學修讀公共行政碩士，當時在哈佛，因緣際會認識了香港派來讀書的曾蔭權，他亦為我介紹了AO（政務主任）的工作。其實當時我亦有個Offer，就是一間國際學校成立，希望我去當校長的。當時我在衡量當一輩子校長好，還是回來考AO呢？兩個我都有offer，我最後就決定回來做AO。AO的好處就是經常兩、三年就可以轉第二份工，一方面沒有那麼悶；另一方面亦可以學到多些東西、可以見識多些不同的事情，這方面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選擇了，我亦覺這個是一個十分好的決定。這三十年來，對我來說都是在歡樂中度過。我回來香港第一個崗位就是沙田這裏。我相信黃宏發都很記得，我認識他時他在District Board（區議會），我當時是助理專員。大家都很熟悉的新城市廣場當時剛剛開幕，當年也許大家都不知道，曾經「破天荒」在城門河放過煙花。這些是歷史來的，街坊很開心，今日大家都未必可以想像得到。

　　不知道大家有否看過《點五步》這齣戲？如果有的話，這個是講「沙燕隊」的故事。這是當時我們部門透過棒球來凝聚社區的一個措施。這齣戲其實都不錯，不過我覺得最大的缺點，是沒有一個英俊的男演員來飾演當時的ADO（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之後我有不少工作是跟財金、經貿有關，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也不知道我有一段時間在Securities Commission工作過，即證監會的前身，我在那裏是擔任過Securities Officer，負責加強對小投資者的保障。我也擔任過當時的財政司司長翟克誠的政務助理，我亦被派過當彭定康的秘書，亦很近距離的見證香港回歸那一段的歷史。接着我就被派去倫敦經貿辦事處，作為在倫敦的代表。然後董先生在一年兩年後就要求我回來當海關關長。我那時組織一些專責的隊伍打擊翻版（光碟）的。我想在座有很多同學可能連那些翻版光碟也沒有見過，代表我們有多成功。海關關長是我當主要官員的第一份工作。接着我也當過規劃地政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剛才也介紹過，我亦都當過WTO（世界貿易組織）在香港舉行的部長級會議的主席。然後我當了特首辦主任一段短的時間；然後○七年就開始做財政司，今年就是第十年。

　　八十年代到今日，的確我覺得是香港的大時代，我真的很有幸可以在這個大時代中看到香港的發展，我在政府的工作亦有機會見證不少重大的事件，更重要的就是，我覺得我可以幫到人，亦可以為社會做到些事，亦感覺到在我可以為香港這個我出生的地方作出一些貢獻。三十多年的政府工作我覺得有五點的體會，希望跟大家分享。

　　第一，就是溝通的重要性。政府的服務對象是全香港人，要政府的工作做得好、要做得到位，那我們是一定要知道市民的生活、他們的需要，所以溝通是重要的，聽他們的意見是好重要的。如何建立一個對話溝通的機會呢？其實都不容易，但若果做不到，好難將工作做得好。

　　第二點就是思考要用不同的角度。做政府的崗位，正如我剛才說，是不停轉換，可以讓我們有機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思考問題。例如負責管錢的同事與負責「使錢」的部門的立場一定是不同的，大家都會盡力去爭取達到自己的工作目標，理解問題的角度大家應該會不同。當我們有了不同崗位的經驗，我們去到一個比較高級的位置時，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做一些判斷。即是說，如像我們行上山時，可能因為太斜不可以直上去，那我們要圍住山轉上去。你即是可以以三百六十度的不同角度看了後，上到山頂當然會有較好的判斷，你會知道自己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第三點我認為是重要的，就是團隊。我一直相信，一個人是不可能懂得做所有的工作。政府的工作涉及全香港所有範疇，一個人無可能完成所有的工作。我不時會和我的同事說，其實我的同事不多，主要只有三個人。即使我比一個同事優勝，我也不可能比他們三個人的總和優勝。所以，我好多時要問他們的意見，要聽取他們的意見，因為我認為幾個人一定會比我一個人「叻」、懂得的事亦比我多。整個政府我認為都是一樣，如何令同事能發揮（才能）、（讓）制度有效運作，這亦是我很關心的題目。

　　第四方面就是取捨。在政府工作，每日都在處理不同的政治問題。我一直相信這一句話「政治是妥協的藝術」（politics is the art of compromise），甚麼時候堅持，甚麼時候協商，無一個標準，我們需要具體事情要具體討論。政府的政策是要得到社會主流的支持，我們的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大家讀書也有可能讀過統計學，都知道「normal curve」是如何，社會就如這個曲線，像是一位肥胖的男士躺在地上，中間肚子位置是最大的，這代表是最多人的一群。政府是要得到主流的支持就要爭取「肚子位置」這群人的支持，而不是其餘的兩極，所以當社會不團結，大家各走極端的時候，無論是經濟民生都很難發展，很難改善。

　　最後一個，第五個，就是原則。要得到最多人的支持，民粹當然是一個方法，但政府民粹其實是非常不負責任的，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選擇，對長遠來說一定是弊多於利。現在大家都能看到，例如希臘，因為多年前它也有民粹的政策，多年後問題就出現了。為了社會整體及長遠的利益着想，一些重要的原則問題政府一定要堅持，我們是要擇善固執，所以在尋求妥協的政治過程，當然要做一些「hard choices」，或為一些「hard choices」來做準備。但如果政府得到主流的支持，要做這些「hard choices」的時候，我相信過程會較為容易。上述這五點，我想純粹是拋磚引玉，其實不只做政府，我相信這些對自己做人，或者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有價值，我希望今日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位同學，在大學讀書我相信是開心的，我希望大家都會珍惜這個機會，好好享受大學的生活，做多些對自己有益的事情，特別是一些進入社會後做不到的事情，例如去外地生活一下、交流一下，這些是很難得的機會，接觸多一些不同的事物和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大家多一些交流，了解多一些不同人的看法，擴闊自己的視野，我相信這些對大家日後的發展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我今日的分享到此，或許我可以（回答）一些問題。多謝各位。

完
2016年10月28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22時2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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