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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大學排名已成為了一個全球化的現象。它所帶來的不止是一個高等教育商業化的問題這麼簡單，更是大學逐漸喪失其領導知識的發現及推動社會進步的獨立地位，直接或間接成為了排名機構操控的對象。因此，這是一場人類文明的社會危機，絕對不容忽視。
一直以來，筆者以為追逐排名只是香港大學界的奇怪現象，一直未有太認真地研究這個課題，一心希望這只是一種潮流，會隨着時間而過去。可惜，事實卻似乎是剛剛相反。近年無論是出外參加學術會議，還是接待到訪的外國學者，排名都成為了同行討論和關注的問題之一。這可見大學排名榜，特別是較著名的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和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Rankings，已成為了全球的問題，左右了不少大學的運作，對無數的學者構成壓力，影響不容忽視。
排名之下 所有大學都是輸家
雖然排名制度看似是一視同仁，排名的標準是公開，透明度高，表面上亦是有贏家亦有輸家，排名高的大學可以「光宗耀祖」，排名較低的大學則需忍辱負重而急起直追。排名機構甚至可以義正辭嚴、理直氣壯地說：排名帶來了不少社會貢獻，包括替選擇大學的學生提供更多資訊，使他們可以作出更適合自己的選擇，及藉此鼓勵大學之間的良性競爭。
但實質上任何盲目追求排名的做法，是摧毁大學作為一種社會制度（institution）的源頭。理由是在這股巿場化的壓力下，大學甘心把界定卓越教育的定義，及建立知識的領導地位，無條件地給予屬於私人公司的排名機構，使自己卑躬屈膝、妄自菲薄，給牽着鼻子走。
全球不少大學均深受「被排名」之苦。在大學排名的制度之下，其實所有大學也是輸家，只有排名機構才是大贏家。過分重視甚或盲目追求排名帶來不少的負面結果，當中最大的禍害，莫過於大學居然把如何評審何謂學術成就、如何界定教學質素的權力和責任，雙手奉送給非學術及方法學（methodology）上並不嚴謹的私人機構，當中包括了牟利的商業機構，打破了學術界的自主及着重「同行評審」（peer review）的制度，使大學任由排名機構主宰自己的發展方向。
更諷刺的是，當大學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獨立地位被矮化後，其實連作為學生的「消費者」也會蒙受損失。從今以後，他們得到的教育和學歴，只是從一所被商業化後的巿場主導和「顧客至上」的「學店」而來，再不是像以往一般，是從莊嚴和不輕易向社會上任何權力和利益折腰的大學而來。這正正反映了在馬克思主義下，任意放肆、不受制約的資本主義具有「自我殲滅」（self-destruction）的特性。
量度標準失衡 目標錯置
現時的大學排名，本身在方法學上存在很多問題。首先，排名的標準公開、透明和客觀，並不代表排名本身是有用和有意義。我們隨時也可以找出一些公開、透明和客觀的標準，例如一所大學的面積，或校園內的樹木或餐廳的數目，而製造一些清晰但意義含糊、作用不明的排名。而且，把所有大學，用同一把尺去量度，然後把它們由第一排到包尾，也是一個大膽和極具爭議、粗暴地強行把大學同質化和單一化的做法，背後假設了每間大學也應一式一樣。正如，我們也不會用美貌等標準，把女性由第一排至最尾，但為何評定大學卻可以有單一標準？
此外，在現有的QS及THE兩大排名下，最多人指出的缺陷和問題是，它們的排名根本沒有有效量度教學表現的指標，而只是用師生比例等非常間接的指標來代替。相反地，在量度大學的研究表現時，卻用上了非常清楚和直接的，如學術論文被徵引次數（citation）作為標準，因而引發大學排名導致大學只重視研究而輕視教學的爭議。
以上量度標準的失衡，箇中的問題，其實是早自上世紀40年代，已由研究官僚組織的社會學家Robert K. Merton所提出的「目標錯置」（goal displacement）的問題（註）。簡單來說，任何大型和複雜的機構，均有不同和多個目標。例如，大學一方面要從事研究工作、推動人類知識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卻又要負責教育學生；而在教育學生方面，又是有不同和多個目標，例如除了要照顧學生在知識上的增長之外，也要關注到他們在道德上的修養，絕不能隨便說出一些粗言穢語。
很自然地，在眾多目標中，有些是較容易被量化和量度，如學生的成績和行為；但有些如學生的價值、人格和修養，則較難被量化而量度。因此，若我們硬要製造一些排名榜來量度大學的表現，便會出現以上提及的「目標錯置」現象。這迫使大學只集中資源來製造被量度及可量度的表現，而忽視了其他同樣重要但不被量度或難以量度的目標，帶來了「有被量度的目標，才會被完成」（what is measured is what gets done）的失衡和可悲現象。
大學是時候反擊了
由排名所引致的「目標錯置」問題的影響，已陸續在全球浮現。例如，由於各大學要提高排名，便全力增加研究，迫使各教職員努力生產論文，一時之間使各大學術期刊收到的投稿量大增。結果，很多一級的學術期刊，有一半或以上的投稿，是未經「同行評審」便直接給編輯拒絕（desktop rejection）。而編輯如此殘忍和決絕，也是另有苦衷，因全球也缺乏負責「同行評審」的評審員（reviewer），皆因在大學排名的壓力下，大家也忙着寫自己的論文，而沒空去評審他人的作品。
最後，靈機一觸，在這個大學排名的制度下，大學是時候反擊了。指出排名方法上的漏洞和荒謬，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為排名機構排名，均是不妨考慮的做法。總言之，大學「大報復」的時候到了！
註：Merton, Robert K.（1940）"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Social Forces, Vol. 18, 4: 560－568.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黃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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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18-1-30 0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