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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任命副校掀起不少風波，社會應借今次事件，全面檢討如何令學術界能避免來自政府的政治干預。
香港人常常都說害怕政治入侵生活，又說不要把生活政治化。那麼，應該要怎樣才能做到這種「無政治」的環境呢？
我們或許可以借用政治哲學家柏林（Isaiah Berlin）對自由的著名分類演繹開去。他把自由分為消極的自由（Negative Liberty）和積極的自由（Positive Liberty）。這裏消極的自由並沒有貶意，只是要指出是不受外來限制阻礙的意思，可以和自己主動想做甚麼的積極自由相對。仔細討論他這個分類法並非此文的主旨，而且在這裏亦沒詳細解釋的必要。重點是，既然消極的自由是要不受外來限制，那麼甚麼是外來的限制呢？又為甚麼不要這樣的限制呢？
「最衰是民主黨」 未解釋問題
這世上可以有很多的外來限制，但在政治上，最多人留意和談論的，就是來自政府的干預。這是因為政府有公權力，往往可以強制（Coercion）人們的選擇和行動，而這正是和消極自由相對的。如果我們害怕政治入侵生活，要有足夠的（消極）自由做事，就要抗拒來自擁有龐大資源和公權力的政府的干預，特別是來自政府的政治鬥爭，此道理應該甚易明白。
不過，除非是無政府主義者，不然我們總要承認社會有些事情是要由政府來做的，問題只是到底有甚麼事情是政府該做的，甚麼事情是不該做。這是政治哲學的大課題，值得每個人好好花時間思考。就算不談大道理，也可以就個別事件去討論政府的權限。
比方說，為甚麼正常社會重視學術自由？學術自由也有很多種，但不受政府干預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項學術自由。學術不能被政府左右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學術界的天職就是要增進和傳授知識，而知識上的真假對錯基本上是不能受政府（特別是來自政府的政治鬥爭）左右的。例如科學上告訴我們飲用鉛水會對身體造成損害，這是不能以「一定是外國勢力亡我之心不死」或者「一日最衰都是民主黨」便可以解釋得到或把問題解決的。
明白這些道理之後，便能夠把時事問題看得透徹，不會被人云亦云的資料迷惑。好像港大委任副校長的問題一拖再拖。不幸的是，社會對此事的走向變成了政治陣營的對立。另外，如果沒仔細留意內容，一般人很容易被誤導為事件只是內部人事問題。然而，我們只要着眼學術不應該受政府干預這一重點，便可以見到現時整個制度有甚麼地方要檢討和改正。
特首委任校委 應否與時並進？
由特首兼任大學的校監，並且能委任相當數量人士進入大學校委會或校董之類的架構，本身已是頗為違反了政府不應介入學術的原則。以往此弊並不明顯，是因為一般來說這只是禮儀性質，並非希望特首實際介入學術運作。這樣的禮儀應否與時並進，實在值得討論。
以往殖民地時代給予港督極大的權力和超然的地位，但亦會隨時代變化而改變。例如在1993年之前，立法局主席一職都是由港督兼任的，而且港督可以委任一定數量的立法局議員。當然，在行政立法分家的政制改進下，這些做法都已成歷史。比起立法局（會），大學離政府更遠，是否更應該取消特首兼任校監和委任校委校董等制度呢？
這些問題，其實不是針對個別人士。從知識和政治分離的層面看，不論今天的特首是梁振英還是梁家傑（隨便說的名字），又或者今天要被任命的副校長人選是陳文敏還是李國章（也是隨便說的名字），似乎都可以見到現時的大學制度有些問題，至少有檢討的必要。
不斷抹黑攻擊個別候選人，甚至荒謬到在街上掛上橫額誣陷當事人，對事情根本不會有幫助，除非這些人的目的就是要讓政治鬥爭和干預入侵校園。既然香港人那麼害怕政治，面對這些時，更應該大聲反對和說不的。而在制度上，便應該藉今次事件，好好全面檢討如何令得學術界更能避免特別來自政府的政治干預。
做到這些，才是好好藉這次爭議來建設社會，令香港進步。
撰文:陳成斌 美國馬利蘭大學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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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15-9-4 1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