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經典的一次，有位同學的手提電話響個不停，我不耐煩，當眾着他趕快處理。怎料他竟奉旨地大聲聊，我再停下來，要求他走出課室，然後抖擻精神繼續講書。不消一刻，只聽到砰砰聲，全班同學抬頭直望門口，原來這位同學邊講電話邊掙扎着開門，我只好第三次停下來，告訴他：『這道門是拉的，不是推的。』」
「唉！香港的大學生就這個模樣……！」
這也是不少教授和講師的心聲。
我經常被邀請到大學演講，有時是講座，有時擔任課堂的客席嘉賓。我會預先告訴負責講師有答問環節；他們怕我失望，必作溫馨提示：別指望有人主動舉手提問或作答，因為「香港的大學生都很被動」。
我自己在香港長大，預科畢業後才到美國唸大學，當然明白舉手答問題早在中學階段已消失殆盡。我在美國唸政治及社會科學，教授差不多每一堂課都要求學生預先把指定書本看完，上課用「蘇格拉底式教學」── 老師提出問題，學生答問和討論，老師的角色只是引導和啟發。沒有備課的人如果被教授 cold call，管他怎樣東拉西扯，都會馬腳盡露，狼狽不堪。
那時，我花了不少時間適應這種學習方法。不能倚賴老師餵養知識，我的求知欲反被提升，因為學到的知識是屬於自己的。
每科教授都要求我們寫很多短篇論文，然後親自批閱後發回。我在頭幾篇功課評語中，發現無論我從前在香港的英語能力「相對」多好，在美國讀文科，還是有很多 Chinglish。我記得他們常說我寫作不夠精簡，要多用句號，更不放過我用三句句子來表達同一意思，我才明白中文的排比句是不能應用到英文寫作上的！
於是，我開始把每份功課提早幾天完成，帶往學校地庫一個義務為學生修改論文的寫作中心，讓主修英文的師兄師姐幫忙把論文看一遍。他們會細心圈出意思寫得含糊的地方，逐字逐句跟我解釋，然後我再修改。有時我會不厭其煩地再三造訪寫作中心，央他們多評點一次。
我愈戰愈勇，專修一些難度高但能學到好東西的科目。通常教得好的教授，功課多、要求高、壓力大，也不易取得高分數。來自亞洲的學生一般都避之則吉，我卻戰戰兢兢地修讀。
有一門歐洲歷史課要求一篇二十頁的研究論文，那是我第一次寫長篇論文。我居然問教授可否讓我早一個星期交他看，他不用評分，只須告訴我如何改善就行。
大學是我真正開始懂得追求知識的地方，教曉我如何問問題，然後自己找答案。我要對得住供書教學的父母，也要對得住自己的學習和成長。
香港的大學生可能有一個迷思：從三歲開始就不斷地讀書，爭取入讀名氣好的小學、中學、大學；既然已經考進了大學，幹嗎還要讀那麼多書？很多學生說大學是個體驗人生的地方，但他們卻狹義地認為那只是課外活動、朋輩相交之類的體驗，反而把知識放到最後，喜歡走堂或選修容易取得高分的科目。
這些都是人之常情的想法。不過，我對自己的要求高一點，因為我是拿着父母辛苦工作賺來的錢去讀書，而我個人對「盡情體驗大學生涯」的演繹，包括了盡本分在大學裏學好知識，盡心在大學裏培養批判性的分析和思考能力。今天很多同學變相 major in minors，而我則一直堅持 major in major！
有次我在香港某大學迎新日擔任演講嘉賓之一。台下坐滿幾百名新生，在莊嚴的開學儀式裏，不少學生在過程裡面大刺刺地進出會場，用木門的砰砰嘭嘭聲來回應台上嘉賓的討論。我和其他嘉賓甫在台上坐下，就看到左面一排學生整個身體下滑了一半，張大嘴巴呼嚕熟睡。另一邊廂更是要命，一整排穿着鮮豔 T 恤的迎新大使（協助統籌的高年班生），居然一百八十度轉向跟後排新生聊天，有時還笑得旁若無人！
面對台下這班馬戲團似的觀眾，我掙扎良久，有點不吐不快，但又怕令主人家難受。即便要說，也得要有技巧，不能一副中學訓導主任的口吻。
以我這種脾性，終於按捺不住，在結語時向學生盡訴心中情：「一小時過去了，睡覺的同學仍未蘇醒，進出會堂的繼續製造滋擾，連迎新大使都由始至終地細聲講大聲笑，我一直只看到他們的背部，很想與他們有眼神交流……」
頓時，全場鴉雀無聲，所有人慢慢站直坐好，終於把目光送到台上。
我續說：「我可以像很多教授般說香港的大學生就是這個模樣，我也可以離場後跟朋友慨歎：大學生真是不知所謂， Hong Kong is dying……。
「但我還是對香港的大學生抱有希望。所以我在今天離開前，要鼓起勇氣告訴大家，我還沒有放棄你們，你們也絕不能放棄自己！請各位珍惜大學教育，請大家尊重自己。」
我希望有朝一日會聽到教授們的評價是，「香港的大學生就是這般模樣──主動、好學，讀得又玩得！」
2014年3月13日
都係~
發表於 14-3-13 15:22
